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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色天香話牡丹--國運昌時花時昌
(日期: 2016-5-15 點擊率: 1323 )
 

 

4月29日,在唐山開幕的世界園藝博覽會上,開幕式主題花卉以牡丹為主,來自菏澤的600株優質牡丹燦若云霞,成為當之無愧的顏值擔當。
  “絕代只西子,眾芳唯牡丹”。牡丹原產自中國,種牡丹賞牡丹,在中國歷史上即是專門的審美活動。自唐朝“花開時節動京城”的盛景,到宋朝文人連篇累牘的牡丹譜錄,牡丹以王者氣象,成為盛世圖景的絕佳點綴。蘭州大學歷史學者楊林坤,專門點評宋人牡丹譜錄,重新編著《牡丹譜》,花景伴隨時景移,一條牡丹尋芳之路清晰呈現。
    唐代繁盛——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牡丹在中國歷史上,最初在荒野寂寞開放。
  唐朝舒元輿作《牡丹賦》,發出驚疑感慨:“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問,今則昌然而大來?”這么瑰麗的花卉,為什么唐代之前卻默默無聞?上古時期,并無牡丹之名,牡丹與芍藥通稱為芍藥。秦漢時期,牡丹才以木芍藥之名,稱聞于世,根皮納入藥材類目。
  舒元輿《牡丹賦》行文工整,是有據可查的第一篇詠頌牡丹辭賦。他寫道,武則天時期,“天后之鄉西河(今山西汾陽)也,有眾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浸盛。”此后牡丹從皇宮,經由士族門第,向尋常百姓家傳播。武則天大興佛寺,而牡丹與佛教亦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在唐初佛教的經典和儀式上,都曾出現牡丹的身影。
  到開元盛世,牡丹名品迭出,盛于長安和東都洛陽。《西陽雜俎》記載:“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紫白、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七八寸。”可見唐代的牡丹不僅花色絢麗,花型大氣繁復,出現了復瓣重臺牡丹。
  電影《聶隱娘》中,晚唐時期公主下嫁藩鎮,帶白牡丹花遍植府邸。白牡丹花顏色高潔,花品名貴,更能襯托其皇室身份。這一象征意味濃厚的細節,在史書中有據可查。
  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幽冀,途徑汾州眾香寺,偶得一株白牡丹,甚為驚異,遂植于長安私邸,自此方有關于白牡丹的記錄。當時牡丹之盛,從舒元輿的描寫中可見:“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
  牡丹的栽培技藝隨之日益精進。當時洛陽有一位宋單父,擅長種花,因此被玄宗召至長安,在驪山栽植了一萬余本牡丹,紅白斗艷,幻化多姿,被世人尊稱為花師。
  白居易筆下的《買花》更傾向于民生敘事的角度,牡丹雖盛,在生民百姓眼中,奢侈不敢想象。詩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欣賞牡丹,追捧牡丹,對牡丹百般呵護,只是達官貴人奢侈生活中一景,普通百姓只能望花興嘆。
    

宋代譜錄——
觀國之興衰于園圃興廢

  據1916年版《臨沂縣志》記載,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原有陽明寺。陽明寺中有北齊武平七年(公元567年)的石碑。寺廟殿前有一株牡丹,花盛開時,紫色花瓣,黃色花須,形狀像荷花。花株下環繞著石欄桿,欄桿上刻字,有“大觀庚寅(公元1110年),彭彬敬志”字樣。
  據縣志載,直到清朝道光年間,這株花仍然存在,花開花落七百多年,竟是一株宋朝牡丹。
  宋人審美情趣普遍秉持清韻絕俗,相比唐朝的激情浪漫,更趨理性冷靜。即便如此,宋人仍然沒有摒棄對牡丹的喜愛。恰恰在兩宋時期,涌現了大量記載牡丹的植物寫作,有據可查的牡丹譜錄超過20部。北宋文學家歐陽修亦愛牡丹,他曾經遍訪民間,將牡丹的栽培歷史、種植技術、品種、花期以及賞花習俗一一記錄,撰寫了《洛陽牡丹記》一書。
  那時,北宋西京洛陽栽培和欣賞牡丹成為一大社會風尚,“大抵洛人家家有花”。牡丹真正走進了百姓之家,并且出現了一大批專門以繁育牡丹為生的花戶。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載,當時有一位綽號“門園子”的花戶,練就一手嫁接牡丹的高超技藝,富豪巨室爭相請他入府嫁接新品。
  張邦基在《墨生漫錄》中也曾記載,宋徽宗宣平年間,洛陽一位歐姓花匠,他能用藥壅培在白牡丹根下,次年即能開出淺碧色花,極為珍貴,每年皆作為貢品供奉朝廷。在這些花匠和花戶的辛勤努力之下,洛陽牡丹的繁育經驗得到不斷總結,成熟的牡丹花譜著作也相繼問世。
  賞牡丹作為一項專門的審美活動,愈發精致講究。釋仲休《越中牡丹花品》、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沈立《杜丹記》、周師厚《洛陽牡丹記》等就是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不僅黃河中下游地區牡丹繁盛,南方越州、滁州等地也有了牡丹栽培。
  北宋末年,洛陽因戰亂而致使牡丹衰敗,牡丹繁育中心轉移到了陳州(今河南淮陽)。北宋滅亡以后.牡丹繁育中心又南移到天彭地區(今四川彭州)。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說:“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興衰;洛陽之興衰,候于園圃之興廢。”遼金時期,隨著北京成為政治中心,牡丹開始在北京地區引種。元朝時期,牡丹名品寥寥可數,重瓣花朵幾無可見。兩宋時期的許多名貴牡丹品種正是在這一時期失傳的,致使牡丹譜錄在兩宋與明清之間出現了明顯斷檔。
  花事成為世事興衰的一面鏡子。


   

 明代廣植——
亳州牡丹數年百變

  進入明代,亳州成為北方新的牡丹繁育中心。正德、嘉靖年間,亳州薛鳳翔的先輩西原、東郊二公非常喜歡牡丹,走遍四周郡縣,搜訪上好牡丹名品,移植入亳州。從此亳州牡丹開始名揚天下,出現了“亳州牡丹更甲洛陽”的盛況。
  亳州牡丹的最大特征是種類繁多,育植迅速。薛鳳翔曾自豪地寫下:“永叔(歐陽修)謂四十年間花百變,今不數年百變矣,其化速若此。”導致亳州牡丹育種神速的原因,是當地人掌握了牡丹種子繁育的奧秘和技巧對于牡丹常用的嫁接繁育是一次較大突破。
  據《亳州牡丹史》記載,亳人“計一歲中,鮮不以花為事者”。每到牡丹花開之時,“雖負擔之夫,村野之氓,輒務來觀。入暮攜花以歸,無論醒醉。歌管填咽,幾匝一月,何其盛也”。至隆慶、萬歷時期,亳州牡丹達到極盛。“亳中相尚成風,有稱大家者,有稱名家者,有稱賞鑒家者,有稱作家者,有稱羽翼家者,日新月盛,不知將來變作何狀。”
  有明一代,不僅亳州牡丹盛極一時,安徽寧國、銅陵,江南太湖周圍,西北蘭州、臨夏、臨洮,廣西靈川、灌陽等地的牡丹也有較大發展。
  到晚明張岱時,他在江南山陰理想的書房“梅花書屋”,也要“前后空地,后墻壇其趾,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墻上,歲滿三百余朵”。彼時,北京極樂寺已出現“國花堂牡丹”之稱,是目前關于稱牡丹為“國花”的最早記載。
    

清代奇聞——
曹州牡丹甲于海內

  清代的牡丹繁育中心在曹州(今山東菏澤)。早在明代中后期,曹州牡丹就已經有了一定栽植基礎,有“曹州牡丹甲于海內”之稱。據《五雜俎》記載曹州一士人家,牡丹種至四十畝。
  入清以后,曹州牡丹“新花異種,競秀爭芳……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數百株,即古之長安、洛陽恐未過也”。至乾隆年間,曹州牡丹盛過亳州。《曹縣志》云:“亳州寂寥,而盛事悉歸曹州。”
  曹州牡丹名品,還成為了蒲松齡《聊齋志異·葛巾》中的女主人公。洛陽書生常大用癖好牡丹,聽聞曹州牡丹甲齊魯,頗心向往之。一次,他恰好因事去曹州,便借住在縉紳的花園之中。時方二月,牡丹還未開放,但常大用傾心曹州牡丹已久,遂作《懷牡丹》詩百絕。
  暮春時節,牡丹漸漸含苞,姿麗初露,常大用在園中流連忘返。一天凌晨,他在花園中巧遇一位宮妝絕艷之女郎,驚為仙人。女郎名叫葛巾,對常生頗有好感。兩人眉目傳情,后來喜結良緣。
  葛巾牽線將自己的妹妹玉版,嫁給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兩年后各育有一子,家中日子日益富裕。常大用對葛巾、玉版的身世漸生疑竇,只知她們是曹州魏姓大戶人家的小姐,母親封曹國夫人。但事實上曹州并無魏姓顯戶。于是常大用借口有事,又去曹州明察暗訪,他終于發現,葛巾竟是由牡丹幻化而成,心生嫌隙。葛巾明白事情原委后,招呼玉版抱兒而至,說道:“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
  說完,兩人舉起孩兒擲于門外,孩子落地瞬間,兩人如風而逝。數日后,墮兒處生出兩株牡丹,一夜徑尺,朵大如盤,比起尋常牡丹,花瓣更加繁復非凡!
  兩位花仙如夢如幻,《聊齋》中葛巾和玉版芳名的來源,卻并非蒲松齡信手杜撰。
  葛巾紫,花開紫色,樓子臺閣型。此品花瓣非常繁碎,排列緊密,雌雄蕊全部瓣化。花冠碩大,狀若紫云,是牡丹名貴品種之一。玉版白牡丹,單瓣,白色花朵。葉瓣纖細直長,像拍板一樣,顏色溫潤潔白如玉,有深檀色花心。歐陽修曾經跟隨錢思公到洛陽佛寺福嚴院見過這種牡丹,經詢問才知道牡丹名字,特別作了記錄。玉版正是牡丹白色品種里的代表。
  至于因何出身魏氏家族,推測與牡丹魏花的特殊地位有關。在傳統牡丹名品中,姚黃被稱為牡丹花王,魏花被稱為牡丹花后。而曹州牡丹之盛,不止于此兩種名品。清代曹州東北各村普遍種植牡丹,尤以趙樓、洪廟兩地為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為了辦理外交事務的便利,慈禧太后曾下懿旨,將牡丹定為大清國的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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